人工智能时代的后人类与身体美学

2019年11月30日，深圳大学身体美学研究所与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举办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美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40余人济济一堂，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展示了身体美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阐释力。近年来，中国身体美学发展迅速，成为最有活力的当代美学流派之一，通过与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等流派的对话，成功地介入了当代文化的建构。讨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当代身体美学建构研究　　身体美学强调物质世界本身的活力，凸显身体的主体地位。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立场既受到了挑战，又获得了自我证明的机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建平表示，当人工智能对身体美学的建构提出挑战时，我们应该筹划植根于未来的应对方案。
　　华中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张玉能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不会改变身体美学的基本任务。身体美学依然需要解释身体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依然要在实践本体论的视野中阐释美学问题。在人工智能的许多概念可能造成困扰之时，坚持物质本体论至关重要。由于新实践美学已经在相关方面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主张，因此，身体美学应该与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广东省美学学会原会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柯汉琳提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与发展，必将对人的身体主体地位和身体美学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对身体存在带来巨大威胁，但人工智能、机器人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的思想、感情，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的“身心一体”的身体。不过，我们应该积极应对未来的挑战，建构出更丰盈的身体美学体系。
　　扬州大学教授简圣宇指出，关于如何在当代语境下构建身体美学，学界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新实践美学学派强调应当从“实践”而非“身体”出发，但其实身体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存在多条路径，实践美学的融入只是选项之一。若欲推进身体美学理论的体系化、精致化和多层次化，应当带着问题意识，把空间意识、此在在世意识、日常审美意识等融入身体美学下一步的研讨内容，以重视身体源始地位的切身性关切去厘清心灵美学导致的理论桎梏，建构起一个以本体论为核心，周围环绕其他“子研究”的更丰富的身体美学理论谱系。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弓提出，福柯的生存美学不仅对于阐明人类的生活实践智慧和彻底重构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深广的启发价值。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福柯的生存美学在话语实践（话语生产）、“生命政治”、“身体，性和爱情的美学”等方面直接启发中国当代美学，特别是新实践美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自由自觉的生命观”、人类自身生产理论，借鉴和反思福柯的生存美学，似乎可以开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新生面。二、人工智能时代的后人类与身体美学　　复旦大学教授张宝贵认为，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的“巴别塔”。在从人的工具、成为人到超人的攀援轨迹中，它必然要跨越的关隘是由机器到身体、由工具到自主，并从而形成挑战性的“后人类”语境。那么，如何应对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身体美学可能会提供具有建设性的主张。譬如，它所坚持的物质本体论会排除“机器中的幽灵”，引导我们走出传统美学的困境。
　　深圳大学身体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王晓华提出，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对身体运行机制的模仿。它的视觉识别系统、感受系统、计算系统分别模仿了眼睛、神经系统、大脑的运作。
　　可以预见，未来的机器人将是人类身体的副本。在它与人类身体之间，同构性和亲和性清晰可见。从这个角度看，它恰恰为身体美学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我们不必过于忧虑人工智能的威胁，而应迎接一种正在生成的“后人类”主体间性。
　　贵州大学教授方英敏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并不能改写身体美学的基本结论，不能改写自然人类在自身身体有限性之中的基本规定性。不过，它可能强化自然身体与文化身体的张力，并因而使人类生命变得更加丰盈。至于它将敞开何种瑰丽的景观，我们还需要在介入的同时冷静观察。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慧姝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某些有关主体的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而这必将推动身体美学研究发生转向。“后人类”主体是游牧主体，是去中心化的主体。随着“后人类”语境的发展，统一主体性将转换到游牧主体性。与此相应，新的生命政治和生命伦理即将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身体将被穿插到各种可能性来源和力量之中。譬如，身体—机器将成为具身化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的实体，它可以掌控生成过程、转化能源和力量。
　　深圳大学江玉琴教授认为，计算机技术与生物科技的发展导致身体变异，“后人类”概念和“后人类主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认知结构，身体美学因此获得了合法性证明，又得以展示自己的阐释力。以《人们都叫我动物》为例，她阐释了“后人类”语境中的文学叙事。在她看来，身体成为“后人类”文学叙事的中心，身体叙事再度检阅创伤与同情在“后人类”主体中的构建作用。“后人类”身体建构推动人类积极面对“后人类”挑战，实现新人文学科规划，引领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走向可持续的“后人类”未来。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刘晗提出，“生态学方法”注重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但是，一种理想的文化模式和生活世界，不应该过度呈现为机械艺术或机械美，而是有着自身技艺和智慧的哲学和艺术。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理念，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主动调整文明走向，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这应该是美学的品格。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感性、情感、审美，无非是在技术对人的“异化”中坚守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更加注重与自然万物的深度交流，与社会（他人）的密切合作，以及葆有善良、真诚、素朴，不一定完美但真实地生活着。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冠忆非认为，“人”与“生命”的内涵在人文主义思潮后已经出现新的认知思路，美国当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维通过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的理论研究，开启了非人类物质生命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
　　然而哈拉维“赛博格”与“同伴物种”的理论其实是在她认为更彻底的生命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共同体现了对生命政治观的建构，并非学界认为哈拉维的学术话语发生了本质转变。哈拉维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的理论发展反映出的是人们对当下其他物种和能动机构关注的新生命意识，以及实践层面对物种共栖、多样性正义、人类和非人类共生互惠的新秩序的构建。三、身体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从身体美学的角度入手，论述了创意写作活动。他指出，人是世内在者，由世界而言说人，进而言说人的写作活动，自然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人并非由世界决定的，相反人是世界的决定者，人自诞生的一刻起，就在人化着世界。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是身体实践，身体的“出场”实践和身体的“立场”实践构成了人的实体性的人化自然实践和虚体性的使对象主体化的意识实践。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创意是人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人只有把自己领受为创意实践者时，他才可能真正领受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其为基本原则来追求其自我完成，写作由此被理解为主体对其创意本质的一种领受和实现活动。
　　著名翻译家王远洋先生结合自己的译作，谈论了自己对身体美学的认识。他指出，奥兹的诗歌继承了意象派传统，注重意象和音乐性，并且融入了复杂的叙事技巧和浓郁的抒情色彩。她的诗行总是伴随着鲜明的节奏、生动的意象，层层推进戏剧性的情节和强烈的情感。奥兹极具推进力的诗行和她富有魔力的意象是如此的充满活力，并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音域——有时急速迅猛，有时陷入深沉的冥想。她的严峻既贴近痛苦又通往爱情，创作出她已赠与我们的出色的、最强有力的诗歌。这位当代诗歌的女先知，用诗歌的净水瓶汲取生命的源泉，为我们涤除种种罪孽和羞耻，净化我们的心灵。
　　湖南师范大学廖述务提出，中西身体叙事传统中的身体形象有显见差异。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常态性身体形象经过了一重“形”的抽象，强调传神写照。这种形象书写易程式化，进而影响人物的个性化呈现。而这方面，西方尚实，人物身体形象个性特征鲜明。中西差异之缘由在于身体哲学观念与人伦观念的不同。建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神写照是身体叙事的大传统。同时，还并存有一个“形”不为“神”所完全宰制的小传统。非正常人、边缘人或妖魔鬼怪自然与德性无缘，而他（它）们恰恰是中国身体叙事传统中最栩栩如生的一个族类。在非常态性身体形象塑造方面，西方拘于写实，形式略显单一；而中国之叙事则动静相宜，形式变幻多样，展现出丰沛的想象力。
　　贵州大学朱永富认为，《身体美学导论》试图解构身心二元论，实际上就是暴露统治神话的无根品格，进而消解统治者/平民、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等内含等级关系的二分法。其理论核心是“身体”的反抗。从这个理路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可以看到有少数优秀作品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身体写作”，而更多作家作品则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更没有在作品中当作一个主题来处理。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和王晓华先生所提倡的作为实践学的“身体美学”，都还任重而道远。四、身体美学与跨学科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史红探讨了人工智能视域中的舞蹈与身体。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在舞蹈领域做出了诸多实验性探索，实现了对人类舞蹈动作的高度近似模拟，舞蹈与音乐的无缝融合，源对象的舞蹈动作对目标对象的对应复制，人与机器的互动互感功能，对人的动觉思维的预测功能等。但是，人工智能在舞蹈编创、表演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局限与困境。
　　从身体美学的角度看，这源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本体论缺陷——智能机器仅仅模仿了身体的部分功能，尚无法真正与人类身体比肩并立。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李普文提出，传统艺术创作呈现出的结果，并不需要艺术家本人在场或者出场。行动绘画中，身体从幕后走到前台，但仍不属于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表达个人不满、反抗、乃至绝望的方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当代行为艺术以肉身之“虐”骇人耳目，也因此备受争议。
　　身体的直接出场，是在其他方式失效之后的“最后一搏”，因此在本质上实具有悲壮的色彩。但肉身能否承受行为艺术者加于其上的种种光辉使命？行为艺术的焦虑症，也是身体的焦虑症。随着人工智能日渐进步，当智慧体无需凭依身体而存在之时，或许行为艺术就是人类创造的最后的艺术。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尹航认为，自然本性与生态归属，是人之身体的本质属性，却因身体在日常生活、认识活动甚至一般艺术活动中被长期遮蔽而沉默不显。唯独在舞蹈艺术中，身体的生态本性随着身体本身的解蔽而得以澄明。在舞蹈的审美经验中，身体不仅是艺术的身体，更是生态的身体。生态身体的出场不仅在于舞蹈身体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生态整体之生命活力的生动体现，更在于舞蹈身体在时间、空间和力这三大维度上富有强烈的生态审美意蕴，彰显了人类在生态世界中的在世存在。时间维度上，舞蹈身体运动的节奏和韵律反映了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与人之生命的内在规律；空间维度上，舞蹈身体姿态标记着自然生态的家园与人之个体居存领地的蕴含与交往；在力之维度上，舞蹈身体的力量及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直接表征着人之主体性的精神、思想与情感对自然、对生态世界的依存与依赖，特别是在审美与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活动中，见出人与生态世界的和谐共在。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朱鹏杰提出，“文”是身体之踪迹，身体是“文”的作者，身体在创作的过程中表现自己。
　　表演是艺术化的身体活动，是以身体为核心的艺术门类。近年大陆上映的“小妞电影”里，女演员以自身身体特性为基础，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身体美学视阈看“小妞电影”，不但能看到女性身体作为“物”之内涵，更能看到现代社会女性解放的趋势。
　　深圳大学博士生陈敏从《黄帝内经》出发，探讨了其对身体美学的贡献。《黄帝内经》从体貌美、仪态美和神采美等方面对人的身体外观美作了大量丰富而细致的论述。《黄帝内经》的身体审美观的判断标准是：以形与神俱为美，以生命健康为美，以中和为美，顺应身体的阶段性与尊重身体的差异性，等等。这一身体审美观蕴含了深刻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身体审美的不良倾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