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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图书与传统出版商及作者之间长达10年的法律“战争”终于结束了，近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将不再接受此案的上诉请求。这意味着，去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结果，2015年10月16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2nd Circuit)以3-0的票数裁定Google图书的扫描属于“合理使用”(fair use)，Google可以继续往它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中添加图书，而不用向图书作者付费。Google图书最终合法了。
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上一次看到“Goolge图书”(GoogleBooks)的新闻，可能要追溯到遥远的2009年。2009年10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曾对Google发起声讨，指责Google图书未经授权，就扫描了570名权益人的17822件作品。
2009年12月，中国作家绵绵将Google告上法庭，索赔100余万元。历经4年多，先后6次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Google对作家绵绵的作品进行数字化扫描的复制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Google败诉。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的核心规则之一，这个规则允许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不需要取得原作者同意，就可以使用、改编受版权保护作品。
在美国，Google图书与传统出版商/作者之间长达10年的法律“战争”已经到达尾声，2015年10月16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2nd Circuit)以3-0的票数裁定Google图书的扫描属于“合理使用”(fair use)，Google可以继续往它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中添加图书，而不用向图书作者付费。Google图书“再次”合法了。
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法院，对Google图书的扫描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的核心规则之一，这个规则允许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不需要取得原作者同意，就可以使用、改编受版权保护作品。绝大多数国家（例如中国）的《著作权法》都拥有“合理使用”规则，但美国的“合理使用”却和中国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从第一次出现在1710年英国著作权法《安娜法令》，到1790年被编入美国著作权法《联邦法典第17篇》(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7)，再到1976年美国国会修改著作权法新增判断合理使用的四要素，“合理使用”规则从来就不是一个僵硬死板的限制性条款，而是一个指导性原则。联邦法官们根据这个指导性原则，来裁决一个作品到底是合理使用，还是侵犯了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换句话说，是不是合理使用，最终还是得联邦法官说了算。
FBI的提醒：侵权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FBI Warning的字样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又由于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著作权法》不仅包括成文法律，还包括法官们的判例。这也意味着，“合理使用”规则非常灵活，可以随着时代进步而自我进化。
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正如同《大西洋月刊》作者罗宾森•梅耶(Robinson Meyer)所说，“合理使用”规则，让学者在写论文时可以未经原作者许可，就引用受版权保护的书籍；让Big Dog这样的T恤衫厂牌，能够推出恶搞(parody)《星球大战》的T恤衫；它也让Google图书有了胜诉的可能。
“《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被传播的‘事实’，《著作权法》只保护作者的表达方式。”
2004年以来，Google图书与上百家图书馆合作，已经扫描了超过3000万本馆藏图书（其中许多是绝版图书），按照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话来说，Google图书要“解开禁锢在无数绝版图书中的智慧”。
Google的做法是把这些图书放到网上，供用户检索，用户可以用Google图书查询特定关键词的基本事实，也可以看到特定词语、短语每年在图书库中出现的频率。但除了那些公有图书可以全文阅读以外，剩下的受版权保护的图书，用户只能阅读小部分片段(snippets)。
尽管如此，2005年9月，怒不可遏的美国作家协会(the Author's Guild)，依然将Google图书告上了法庭，声称这是对他们会员作者的大规模侵权。2008年10月，Google和美国作家协会拟定了一份和解协议，Google将支付1.25亿美元给美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者，与此同时Google可以继续扫描图书，提供片段搜索，并在搜索结果中展示广告。
纽约公共图书馆(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是Google图书最早的合作图书馆之一。
2011年3月，这份和解协议遭到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的拒绝（美国民事集体诉讼中，和解需要法官同意），理由是这份和解协议将给予Google显著性的垄断地位。美国作家协会重新起诉，却在2013年11月遭遇败诉。法官陈卓光利用“合理使用”的四要素，解释了法院为什么要站在Google这一边：
(1) 使用目的：Google图书计划的目的是转化的(transformative)、非商业性的，它将图书数字化，不仅帮助保存了[绝版]图书，还让搜索者更容易找到图书。 (2) 原作品的状态：被Google扫描的图书在扫描前已全部出版，提供给了公众。 (3) 对原作品的引用程度：Google图书利用“片段功能”，严格限制了搜索者能看到的内容。 (4) 对原作品潜在市场的影响：Google并不销售它的扫描件，扫描件也不会代替原有图书。
美国作家协会并不死心，提出上诉，而位于曼哈顿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不仅维持了原判，还走得更远。
美国作家协会紧咬“Google是一家营利性公司”不放，主笔法官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在48页的裁决书反驳道，尽管Google有营利动机，但这个理由不足以否定合理使用。“……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引用历史图书、评论图书、甚至是[娱乐节目的]恶搞，这些事通常都具有营利目的，但它们还是被认为是合理使用。”
美国作家协会抱怨他们的市场遭到了Google侵蚀，法官皮埃尔•拉瓦尔进一步解释Google图书的“片段功能”展示的部分不超过原书的16%。“片段功能”不会对原作者著作权的价值造成显著危害，也不会减少他们著作权的收入。
皮埃尔•拉瓦尔在判决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学生要写一篇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的文章，需要知道罗斯福什么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Google图书提供的搜索中，敲入“罗斯福 小儿麻痹症”(Rooseveltpolio)，这名学生将会看到《罗斯福幕后》这本书的第31页的些许片段，发现罗斯福患病是在1921年。学生在没有购买/借阅这本书的情况下，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但是他从作品中得到的信息，仅仅是“事实”而已，“事实”并不受到版权保护。“《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被传播的‘事实’，《著作权法》只保护作者的表达方式。”
法官皮埃尔•拉瓦尔在判决书中写道，“法院早就意识到，在特定情况下，给予原作者对作品的绝对控制权，只会限制而不是拓展公众知识”，《著作权法》当然保护原作者的利益，但从法律溯源来看，《著作权法》最终还是希望公众能受益。Google图书的胜诉，让美国普通人得以继续在不破坏原作品市场的情况下，动动手指就能获得无穷尽的知识，这对上一代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
美国作家协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输给了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或者Google图书，而是输给了已经进化的“合理使用”规则本身。
不屈不挠的美国作家协会有意将该案继续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但法学专家说，最高法院不太可能聆讯上诉。纽约律师Joshua Schiller告诉《福布斯》记者，这次Google胜诉反映了这10年来联邦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合理使用”原则明晰、始终如一的立场。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该校知识产权项目主任詹姆斯•格里梅尔曼(James Grimmelmann)说，“美国作家协会还在欺骗自己，认为这件事只是在下级法院存有争议。”
事实上，先前的判例已经为Google图书的胜诉铺平了道路，Google图书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浪尖上，由法院推了一把而已。2008年10月，美国23所大学创建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合作者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内的60余所研究性图书馆，随后HathiTrust与Google达成协议，允许Google对其馆藏图书进行扫描，但Google得同时提供数字化扫描副本。HathiTrust对搜索者能看到多少内容的规定，基本和Google图书类似。不过如果你是盲人，你可以全文阅读那些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美国作家协会也对HathiTrust提起诉讼，但地区法院(2012)、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14)都裁定HathiTrust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
美国《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就像一个天枰。随着受版权保护作品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多，“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单纯的对原作品的评论、批评、恶搞，早已扩大到了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这样的新兴领域。美国作家协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输给了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或者Google图书，而是输给了已经进化的“合理使用”规则本身。
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是否适用“合理使用”，在美国是越判越明，在其他国家仍然前景灰暗。Google图书在中国折戟沉沙，在法国也遇到了麻烦。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项目负责人丹•科恩(Dan Cohen) 说，“我的一些国际同行非常羡慕我们[美国]拥有这样的‘合理使用’规则，要知道，他们不得不在一个限制多得多的[法律]环境中做事。他们的非营利教育项目明明不会摧毁原有市场，却遭到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