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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学术圈还在为“开放存取(OA)”是否是圈钱行为争论不已,相关部门、高校、期刊还对这种新的学术范式畏缩不前,持观望和不信任态度的时候,由诸多著名学者组成的海外名校已经为开放存取革命与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博弈和战斗。
这不由得让我们反思学术界这种迷恋传统,对新事物始终持怀疑态度,直到他国尘埃落定又无条件遵从的积习。正如鸦片战争之前,我们始终对于西方先进科技持“奇技淫巧”不屑,至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我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迷梦被打破后又盲目的反对一切传统文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思维模式对于我们当前致力于实现原始创新,优先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危害尤其之大,而将这段大历史观用以反观开放存取这种新型学术范式在中国落地无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海外名校为“开放存取”而战
先讲一段大家都熟悉的历史,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因财政困难召开最后一次“三级会议”,意图对第三等级增税。而以资本家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代表(第三等级)却借机提出限制王权,改革税制等要求,最终爆发了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法国大革命。在开放存取的剧本中,垄断了学术发布终端资源的学刊出版集团有点像那个贪得无厌的路易十六,每年10%左右的费用增长更有点像例行告知而非磋商,使得高校不堪重负,最终海外高校与众多学者向出版商也通过开放存取革命开展“平权运动”。
早在2009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就在全美高校首次施行自己的开放存取政策,MIT 教师发表在期刊的论文中已经免费向全世界开放的比例达到 47%。2017 年,MIT 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所有 MIT 的论文作者,包括学生、博士后和职工,都可以申请开放获取许可。
2010年,为了抗议期刊订阅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加州大学系统(UC)就曾联合抵制自然出版集团(NPG)旗下的期刊。9年之后,加州大学宣布停止订阅由全球最大的科学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的所有期刊。此后不久,纽约州立大学也宣布停止订阅爱思唯尔出版的所有期刊。
爱思唯尔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其中著名学术期刊《柳叶刀》和《细胞》都由爱思唯尔出版。近日,MIT在学院官网上发布消息称,秉持着提供公平和开放获取的原则,MIT 终止了与爱思唯尔达成新期刊订阅合同的谈判,原因在于爱思唯尔没有提出符合《MIT 有关出版商合约的指导性框架》的提案。MIT框架申明的首要原则是:学术及其传播的控制权应掌握在研究学者及其所在机构手中,确保向最广泛的受众公开公平地提供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为 MIT 社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MIT 与爱思唯尔的谈判破裂并非个例。2019 年 2 月 28 日,美国加州大学系统(UC)宣布停止订阅由全球最大的科学出版商爱思唯尔出版的所有期刊。
2020年6月16日,加州大学系统与另一家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宣布签署一项突破性的开放获取(OA)协议。根据协议,加州大学与施普林格·自然合作出版的论文将供全世界读者免费阅读。该协议为期四年,2020年到2023年期间有效,将分三个阶段实施。根据协议,加州大学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能以开放获取形式在施普林格·自然的期刊发表研究,包括2200多本混合型期刊和500多本纯开放获取期刊。协议还将提供施普林格旗下所有期刊的阅读权限,包括另外1000多本新刊。
二、“待宰的羔羊”为何能够反击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学术出版史上,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都是由非盈利学术组织来实施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I)以及相关指标的出现,才让很多人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不少出版商开始收购学术期刊。随着世界各国对于科技发展以及投入的重视,学术期刊出版成了一门好生意,导致学术期刊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据一项数据统计显示,全球的五大学术出版商集团(Elsevier、Taylor&Francis、Wiley-Blackwell、Springer、Sage)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控制了20%的学刊,到90年代末上升到30%,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演变,当前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0%以上,而且根据学术圈的话来说,他们控制的都是“顶刊”,如果用影响因子来构建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五大出版商控制的期刊基本上都位于金字塔的中上部分。
垄断所带来的暴利和控制力都是可以想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全球的广大科研人员和高校被称为“待宰的羔羊”,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出版商的“盘剥”,科研人员发表论文不仅要让渡版权、拿不到稿费,还要缴纳版面费,学者和高校还要支付下载、订阅费用等。特别是对于高校这样的“大户”出版商毫不手软,订阅费用年年上涨,使其不堪重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什么看起来处于弱势的海外名校和学者们能够反戈一击呢?主要是由于互联网的诞生和学术期刊与学术机构的相互依存。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一直是以中心化形态和组织模型来演进的,这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体系、价值构成等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互联网数据传输技术的“去中心化”架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日益深刻地颠覆着社会各个领域,其核心就是消除中间环节,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构建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当前传统纸媒的衰落、电商的崛起无不说明这种模式的颠覆之处。同时,互联网空间也因为无限、开放等优点成为取代传统期刊的天然载体。可以说,互联网就相当于开放存取的“Matrix”,为这次学术范式的革命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保障。
面对强大的学术期刊出版商,任何一个学者甚至是普通高校、科研机构单独与之对抗都无异于“螳臂当车”,尤其是在影响因子和顶刊思维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学术评价指标的今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学术期刊与学者和科研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互为依存的关系。一本期刊严肃性、正统性、受尊敬的力量根源于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越是大牌的期刊越需要大牌的教授坐镇进行评审,这些教授大多来自于名校;同时期刊本身也需要大量优秀的论文,而这些论文大多源自于著名的科研院所,这两者是海外名校进行抗争的底气。以加州大学系统(UC)为例,它共有 10 所分校,大牌教授云集,其出版内容数量占据全美国的近10%,这种量级的学术机构是任何出版商都不敢小觑的力量。
三、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启示
关于开放存取对于中国学术体系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性,我们在上一篇《开放存取:不要只看到黑子,忽略了太阳》中已经说到过一些。应当正视的一点是,当国内还在为开发存取是否是圈钱行为争论不已,相关部门、高校、期刊还对这种新的学术范式畏缩不前,持观望和不信任态度的时候,海外名校以及不少著名学者已经坚定地构筑起工事和阵地,架起炮台,为开放存取革命与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战斗了。
如果开放存取真的已经变成了“圈钱”游戏,那么为什么海外名校还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参与到这场学术范式革命当中呢?这无疑为此前那篇文章又增添了更有利的论据,让我们思考“圈钱”的病根到底在哪里?是我们人傻钱多还是因为评价体系的问题。
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贪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逆趋势。互联网等新技术对传统信息介质的传播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当各行各业都在受惠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冲击时,而架构在人类科学体系之上的学术发表和学术期刊竟然还停留在纸质刊物和简单数据库基础上,这如同像疾驰的高铁旁边,那蕴含着科技感的汗血宝马马车,被远远落在后面,无疑是滑稽且反常识的。
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是,如同互联网一开始仅仅是作为应对战争对于中心化通信线路攻击失去联络而开发的军事项目,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人类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样,开放存取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对它的研究和实践,不仅仅只是解决诸如免费发论文、下载论文等眼前的“苟且”,在伴随着搜索引擎,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快速演进的过程中,开放存取带来的甚至有可能会是科研组织体系、学术评价体系革命的“诗和远方”。我们期待中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期待更多的高校和期刊参与到这项实践中来,总用别人的标准评价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一流!